我考虑了很多，是否该在这本书中提到我的病。当然我很清楚，身为公众人物和知名的歌剧演唱家，在某种范围内，早已丧失了个人隐私权。说丧失也许太严重了点，但受限制是绝对有的，生病就是这类限制的极限：当一名歌剧演唱者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公开露面时，观众难免就会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
事实上，从1987年夏天起，我就感到身体不太舒服，觉得十分疲惫，总是提不起劲来。我以为是因为压力太大，长期疲劳所致。
7月5日，连我自己也没料到，竟是我发病前的最后一次登台，地点是圣塞巴斯蒂安（San Sebastian）的音乐会。会后，我毫无选择，连夜搭乘私人飞机，前往巴黎，参加隔天清晨6点的电影开镜工作。
第一天，进行得非常顺利，然而我有一颗几个星期前才刚植入的假牙，却开始隐隐作痛。不得已，去看了医生。医生开了一些抗生素给我，说是牙龈发炎，没什么要紧。我服用后，却不见效，反而愈来愈糟。
7月13日星期一，我向导演请了假，因依我的状况，我无法再顾及电影的拍摄。经由一位友人的介绍，来到位于巴黎近郊的一家美国医院，因为我想弄个明白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。
隔天，7月14日，法国国庆日，放假一天，我慢慢意识到自己病得不轻。当天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血液专家——贝尔纳（Jean Bernard）教授，亲自来到医院探视我。我心想，这么一位优秀人物居然肯在放假日上午10时来医院探访，必定有什么不寻常的原因。
7月16日，贝尔纳教授来到病房，向我宣布检查结果。贝尔纳教授很客气地说：“我们所做的检查已获得证实，很遗憾，你患的是血癌。”
1987年7月18日，星期六。一架由奥地利茵斯布鲁克（Innsbruck）派来的救护飞机接我回家乡。
隔天清晨，立刻开始化学治疗。情况比我所想象的还糟。病情已扩大到连我的免疫系统都失去了功能，且立刻出现了医生所害怕的并发症：我感染上肺炎，高烧退后，才有希望治愈。有好长一段时间，我住在无菌室里，不准见客，完全与外界隔绝，任何微小的感染都可能造成致命的后果。
西班牙全国上下对我生病所表示的巨大关怀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我的意思当然不是指那些穷追不舍的新闻记者及摄影师。事实上为了防备他们，我哥哥亚伯特还雇用了两名警卫在我的病房门口站岗。我所指的是那些来自全球各地的信函和电报，像雪片般飘来。其中有王室成员、各国顶尖政要、朋友、艺术家同行、歌剧院总监和成千上万的歌迷，藉由他们的只字片语，带给我无限力量，支持我继续奋斗。我的朋友玛丽琳·霍恩（Marilyn Horne）当时在巴塞罗那有一场歌曲之夜，她特地教人送来一个巨大的花篮给我，以示慰问。为了照顾那些花朵，害得医院上上下下的护士小姐们忙碌了一个多星期。另外斑布丽（Grace Bumbry）在维也纳的一场音乐会上，也特别为我献唱一首歌，祝我早日康复。这类数不清的情节，看似小事，对我而言却深具意义。
做完第二次化疗后，医生终于决定把我送到美国做骨髓移植。其中考虑到许多因素。西雅图的霍金生机构（The Fred Hutchinson Institute）是世界上一流的癌症治疗医院。早在1975年，他们就率先第一次应用了这类移植技术，至今已超过2400次。而巴塞罗那的医院并没有放射线治疗的设备，必须转到别家医院去做才行，骨髓移植也一样。此外，罗兹曼教授认为我去美国可以避开国内新闻媒体的追踪和干扰。
关于霍金生癌症研究中心，圈内人简称“霍金”，我好像曾经在哪里听说过一次，但对于其癌症研究和治疗中心，却一无所知，也不知道它享有盛名，是世界上最好的血癌医疗中心。
我在美国接受的治疗，简短地说，就是抽取骨髓、化学治疗、放射线治疗和骨髓移植。
这些过程听起来很容易，事实上却是很大的折磨。折磨也就罢了，还得面对恼人的不可知的状况，那就是：到底这些疗法有没有效？行不行得通？这些都得试了才知道。
由于没有找到任何合适的骨髓捐赠者，因此我只有自体移植这条路可走。这意味着首先我得抽取相当分量的骨髓备用。
整个过程在医院院长托马斯（Dr．E．Donnall Thomas）的监督下，于11月6日开始。在一旁合作的，还有桑德斯大夫（Dr．Jean Sanders）和我家乡去的葛雷纳医生。托马斯院长是当年第一个移植骨髓成功的医生，有很丰富的经验。为了获取约一公升的骨髓，必须用数百支针刺入骨盆部位。手术采用局部麻醉，当时完全没有感觉，但过后却非常凄惨。整整一个星期之久，全身上下痛得要命，不论是坐是卧都很难受。
抽出来的骨髓，是一种血红色的脂肪状黏稠液体，要再进行处理，清除掉有病的细胞后，才能备用。首先必须暂时冷冻起来。说起来，那是一种挺奇怪的感觉，当这些骨髓被运走时，我心想：你的性命已随着那些送出手术室的骨髓而消逝了。
接下来的几天是最激烈的最残酷的阶段。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，我体内的五脏六腑几乎全部摧毁殆尽。强烈的细胞抑制药剂，就是一种细胞毒药，首先会阻止癌细胞在体内继续增长，最后达到全面消灭的目标。注射这种药物有一定的剂量，使其能达到目标又不致让病人丧命，因此必须在医院里有经验的医生监督下，方可进行。这种有毒药剂，可以完全杀死制造红血球的骨髓细胞。
另外还要做放射线的辅助治疗。虽然做的时候没什么感觉，但过后所产生的副作用也一样是痛苦不堪。我接连做了5天，每天照射3次为时各20分钟的伽马射线。
对我而言，这段日子是最难熬的了。我觉得既受罪又虚弱，做完骨髓抽取术后，几乎痛得不能动，而且长期的呕吐恶心，几乎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。每次做完放射线治疗后，还没恢复力气，他们立刻又安排我重新开始，我就好像暴露在双倍的辐射剂量之下。
我满怀紧张地面对“零日”这个时刻。在“霍金”将清除干净、完全无癌细胞的新骨髓重新注入体内的那一天，大家称之为“零日”。11月16日是我的“零日”。在桑德斯医生的带领下进行了这项工作，把冷冻的新骨髓融化后，重新注入体内。
虽然他们已经对我做了很详尽的解释，但我还是无法完全明白这个造物主的奥妙。他们说这些骨髓会经由静脉回到骨头里。骨髓自己知道回家的路，就这么简单。
我，也包括每一位血癌患者，到这个阶段都不会满怀希望。这些重新注入的骨髓会正常地运作吗？
许多病人没有通过这个关键阶段。原因是免疫系统功能丧失殆尽，很容易遭受病毒和细菌的感染，或是得肺炎等。为了远离这些病菌，我被送入无菌罩病房里。那是一种高度消毒无菌的环境，病人会被放在一面透明的塑胶材质做成的罩子里面，并且带上呼吸面罩，以防任何细小的飞沫感染所可能带来的致命伤害。
1987年圣诞节过后，依我整体的表现看，似乎可脱离这漫无止境的的隧道之旅。12月底，在骨髓移植后的第40天，布克纳医生宣布了一个大好消息：一切都正常，已经没有癌细胞了，也不需要再服药。整个治疗过程到此结束，我总算可以松口气了。这表示只要再等待一些时候，让我的体力慢慢恢复后，就算大功告成。
但是谁也没料到，接下来却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，使得我的隧道之旅突然陷入绝望的黑暗中，完全没有了光亮。原因是我体内新植入的骨髓突然中止增生，不再制造新的红血球，也停止了运作。我很明白，伴随这个现象而来的后果是我的抵抗力会再度下降，再次暴露于高度危险中。我的存活机率，一瞬间降到谷底。
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因素引起的。有可能是轻微的着凉所致，我在1月初曾经着凉过；也有可能是所服的药物中，有些与骨髓增生相互抵触。但无论什么原因，现在都不重要。直到目前为止，我一直认为，凭借着今日医学的发达，我的病完全可以治好。因此我一再对自己说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你已经做了这么多，忍受了这么久，他们要求你做的那些有如下地狱般痛苦的治疗，你都接受了，现在你绝不能让自己就此放弃抵抗。无论如何，都得设法度过这个危机。
从医生的角度来看，要克服这个状况的唯一希望，就是使用GMCSF。这五个字母所代表的药物，是西雅图癌症研究中心近一年多来所研制出的一种新药。按照外行人的说法，GMCSF是一种骨髓活化剂，可以刺激骨髓，使它继续增生，再度运作，并制造出健康的红血球。我在巴塞罗那的医生，早就听说过这种新药正在西雅图试验，这是何以我们在夏天毅然决然地飞到霍金生机构来就医的原因。
我知道在医学界没有奇迹可言。然而GMCSF对我来说，却有奇迹般的神效。这是上苍和科学赐给我的一件礼物。它帮助了我，使我的骨髓又活化起来。
在经过三个月的人工喂食之后，我终于能再度自己进食。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1988年2月4日，在我从急诊室出来的两天后，我吃了一碗汤面。在租来的公寓里，看着我的秘书克拉玛（Fritz Krammer）亲自料理食物，他将一种意大利干酪、番茄及紫苏煮在一起。他的手艺一向不错。刚开始我对这样的食物没啥胃口，但尝了几口后，发觉味道不错，最后竟吃得精光。
接下来开始我第一阶段的休养。散散步、做简易的体操、开车或开汽艇出游，也因此稍微领略了西雅图附近的优美风景。我颇惊讶这里的景物，从原始森林到冰河，从一望无际的葡萄园到令人难忘的湖泊，以及湖里跳跃的鱼儿，在此都看得到。有几次我试着自己钓鱼，但最后还是在西雅图市场买了一尾鲑鱼回去。那段时间连老天爷都很帮忙，天气出奇的好，推翻了当地人认为温暖的雨水会给华盛顿带来炎热的说法。
总之，这段康复的路程走起来迂回曲折。我仍然非常虚弱且容易疲倦，但是一天天渐有起色。当然我每天仍须去“霍金”做些必要的测试和控制。即使在我们自己的公寓里，也有许多事要注意，例如我的家人必须向医生做详尽的报告，内容包括我做了些什么，睡了多久，吃了些什么，以及吃进去多少卡路里等。
骨髓增生的速度虽然缓慢，但幸好很均衡。布克纳医生很满意，并且认为我可以计划出院回家了。
在数百人的祝福和称赞声中（他们称赞我是肯合作又愉快的病人），我于2月26日晚间怀着感谢的心，离开了西雅图的霍金生机构。通往机场的路上，大自然的景色美得有如一幅色彩艳丽的图画，对我而言，恍若新生命开始前的美好象征。
我们直飞伦敦，再转搭私人飞机，继续飞往巴塞罗那。经过119天的别离之后，2月27日那天，我终于又踏上西班牙的土地。
不久，正好在丽西欧（Liceo）歌剧院，一出由丝考特（Renata Scotto）和多明哥合作的乔尔达诺（Umberto Giordano）歌剧《费朵拉》（Fedora）举行首演。算算日子，我至少有一年没进剧院看过戏了，因此很想从看戏中，重新呼吸点舞台的空气。于是我计划去欣赏第二场，想先以观众的身分聆听歌剧，重新熟悉舞台的气氛。我全然不知，他们已为我准备好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。
我的老友——丽西欧剧院的老板安德鲁（Lluis Andreu）为我保留了一个包厢，我在第二幕开演前摸黑入座，以免观众注意。那是一场很优美的演出，我深深地陶醉在剧院的气氛中。终于又回到了这个熟悉的环境，那种演出前全场鸦雀无声的静默，指挥一登台的哗哗的掌声，和接下来缓缓升起的幕布，光是这些开演前的程序，对我来说就已如同一个盛大的节庆。
后台的人已经在纷纷传说，说我在剧院里，在我专属的丽西欧歌剧院内。当第二幕结束后，发生了一个美妙的“误会”。多明哥特地从舞台上向我致意，同时想将我介绍给全场观众。但我因事先并不知情，早已离开包厢，到后台跟我的同事打招呼去了。他在找我时，我只不过离他几步远而已，但直到他再度进到后台时，才发现我被一群同仁所围绕，有丝考特、萨丁尼罗（Vincente Sardinero）和其他的艺术家等。多明哥上前拥抱了我之后，立刻回到前台，向观众做了个手势，表示他有话要说。全场立刻鸦雀无声。然后我听到他的声音：“现在我要向你们介绍一个伟大的朋友，他是西班牙之子，他正在这个剧院里，重新与各位观众见面！”
我还来不及反应，就已经被同事推向前台。然后他们全体突然离去，只留下我一个站在那里。这是怎样的一刻啊！全场观众立刻起立鼓掌向我致意，令我感动得热泪盈眶。我知道这种欢迎场面不是对男高音卡雷拉斯而发，而是对卡雷拉斯这个人。掌声迟迟不肯结束，并有人开始向我丢花。我就这样呆呆地站在那里，将近有10分钟之久。
当时我想，有一天，你一定要向他们致谢。用你的歌声，没有别的，只能如此。
那件事情之后，又过了四个多月。今天，7月21日，我终于能如愿以偿。
天色渐暗，在探照灯的照射下，凯旋门闪闪发光。我早已换好衣服，并且集中精神在即将开幕的表演上。最后一次再和我的钢琴伴奏史考拉交换意见，便可以开始了。
在我们等待和不断看表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一阵掌声和欢呼声由远而近，想必是索菲亚王后和随行政要抵达了现场。从雷鸣般的掌声中，我可以判断场内一定是爆满。现在轮到我出场了，向每位观众致上我的谢意。
今天是一个很棒的日子，一个属于我的日子。
